辨证知机论
学习研究《伤寒论》，须要讲求方法，得其门而入，才能事半功倍，窥其要妙。子贡说过：“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每一门科学，前面都有一堵墙，必须想方设法，寻找门径，才能穿墙而进，一览而无余。《伤寒论》这堵墙很厚，怎样才能进去？我不遗余力地为之上下求索。在晋人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的启示下，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皇甫谧说：“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以为汤液。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在这一启示之下，我认识到了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要想登堂入室，必须从《伤寒论》的方证大门而进。方与证乃是《伤寒论》的核心，也是打开大门的一把钥匙。
《伤寒论》的“方”，叫做“经方”。经也者，来源于《汤液经法》之谓也。它经过西汉的公乘阳庆、太仓公淳于意、东汉的常沙太守张仲景等人的继承发扬，临床实践，把“神农学派”一支传留于世，而使《汤液经法》免于亡佚。经方的特点，药简而精，神奇非凡，效如桴鼓，乃是“神农学派”的精华结晶。
至于证的为义，所涉甚广。简而言之，凡人之疾病，反映体之内外上下，以及各种痛痒、各种异常现象、一些蛛丝马迹，都可以概称之为证。证，就是“证明”，客观存在，而领事物之先。
自《伤寒论》问世以来，医坛学子，无不一口同音，攻读其辨证论治而已矣。对此，余大声疾呼，是则是矣，论其义则隘矣，犹未尽仲景之传也。我认为证之微妙之处，则在于“机”。何谓机？事物初露苗头的先兆，也叫机先，《辨奸论》则叫“见微知著”。中医学亦不能例外。所以，《伤寒论》既有辨证论治的学问，也有辨证知机的奥妙。两个层次，则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别，不得混为一谈。宋朝的邵康节先生说：“知机其神乎”？知机的学问，则属于《伤寒论》的神品。
张仲景在“原序”大加赞叹“秦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反映了景仰高风，见贤思齐，志在千里的伟大怀抱。他望侍中王仲宣而预知其四十当眉落，眉落则死的一段史话，反映了仲景有“知机”的学问，并说出了中医之机，不能离开色、脉之诊。从色、脉之诊参悟，久而久之，鬼神通之，出神入化，而独领机先。
不要把“知机”当做玄学来看，更不要视为难以做到的畏途。古人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道出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思想，经天纬地的客观存在，则亦何难之有耶？
《辨脉法》云：“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形体不仁，乍静乍乱，此为命绝也。又未知何脏先受其灾，若汗出发润，喘不休者，此为肺先绝也；汤反独留，形体如烟焦，直视摇头者，此为心绝也；唇吻反青，四肢絷习者，此为肝绝也；环口黧黑，柔汗发黄者，此为脾绝也；溲便遗失，狂言，目反直视者，此为肾绝也。”
以上之文，论五脏命绝之机，乃是决死生预后之方法。辨证为易，决死生则难。五脏气绝之先，所露之机，短期即应，而亦有长期方验的丝毫不爽。
北京石桥胡同有一童姓，男，48岁，患肺结核，皮肉林立，咳嗽多痰，余诊之为“阴痨”。《医宗金鉴》云：“阴痨细数形尽死”。为之配制“琼玉膏”、“百合固金汤”，稍见起色，其友曹群欣然来告。余曰：药力不可恃也。方今隆冬，少阴得气之时，天水相连，肺金未至于绝。来年入夏，火气用事，灼肺流金，端午节前恐难免也。童姓果死于阴历之五月初四日。曹君对余曰：中医其神乎？能决死生于百日之外，非设身亲见则吾不信也。
《平脉法》云：“二月得毛浮脉，何以处言至秋当死？师曰：二月之时，脉当濡弱，反得毛浮者，故知至秋死。二月肝用事，肝属木，脉应濡弱，反得毛浮者，是肺脉也。肺属金，金来克木，故知至秋死，他皆仿此。”
马连良的“借东风”艺惊四座，脍炙人口。东风是借来的吗？《金匮要略方论》云：“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诸葛亮知天地之机，察阴阳之理与六气之常，所以他预知“甲子日东风必降”。东吴一把火，烧了曹操的八十三万人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火烧战船”。其中的“知机”之学，起到了军事上的决定作用。
辨证知机是一门可以学会的科学。所奇怪的是，中医本身则视之为粪土，而以西医之学代替中医。不到几年之后，必然是宪法上有中医，社会上则无中医。
至于辨证论治的方法，我认为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叫做继承，首先要记住张仲景的原话，做到脱口而出，背诵如流。比如六经为病之证、误治救逆之法、随证施治之方，这些内容必须熟烂于胸中。因为胸中有了理法，有了分证，才能有感而通，一拍即合。
这种学习方法，虽然是按图索骥，照猫画虎，近于临摹，但毕竟迈进了仲景的辨证大门。唐诗上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你可以记，也可以不记，而无关紧要。至于“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对比来讲，虽然枯燥乏味，但不能轻视，必须牢牢记在心头。只有记得住，才能用得上，才能做到凭证知辨。
第二步叫灵活运用，指的是在大论的方、证归纳，与分析研究之下，经过锻炼陶冶，“十年磨一剑”，达到了融会贯通，会之一意，建立起来自己的辨证观，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伤寒论》这部伟大著作，迄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发生过无数次的改革与创新，最能撼动医坛的一次，则为唐本《伤寒论》的问世。
《伤寒论》自从太医令王叔和撰次整理，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医学名家，都未曾提出什么意见。到了公元年，唐代大名鼎鼎的医学家孙思邈先生，独具慧眼，看到“证”之下而无方的奇怪现象。当时的《伤寒论》证之下不载方，读之非常蹩脚。从医理上论，则不能一气呵成，从逻辑上讲，则是岂有此理，从临床应用来讲，则破坏了辨证论治的完整体系。
为什么证之下不载方？我想张仲景的著作与王叔和的撰次都不会这样地蠢笨。但是，孙思邈先生在《千金要方》中夹叙了一句话，叫“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这句话必有所指，而决不空发，很可能在当时出现“证易得而方难求”，以及秘密不告的历史痕迹。唐本《伤寒论》对于伤寒之学来讲，有三大贡献：
1.指出太医用凉药治疗风寒的错误
他批评了“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
2.指出“旧法方证”相离的错误
他说：“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仓卒）难悟。”
3.推出方证相连的新措施
他认为：“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
总之，孙氏对《伤寒论》的贡献，既维护了仲景治疗风寒（桂枝、麻黄、大青龙）的开手三法，又扭转了“证”下无方的缺陷，毅然打破了江南诸师对经方秘而不传的私有垄断行为。
“方证相对论”的提出在国内外影响为大，日本江户时期的古方派著作《类聚方》，以及国内众多的归类诠释方法，大都是在唐本《伤寒论》启迪之下出现的。到了宋朝治平二年，朝廷命林亿、孙奇等人对《伤寒论》进行校勘，亦采用了唐本“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正确意见。
张仲景用《阴阳大论》与《汤液经法》起家，继承发扬，整理提高，写出了旷世巨典《伤寒杂病论》。学会了“辨证论治”，乃是初级的阶段，达到了形似；学会了决死生、处百病，可以预知的炉火纯青，才可以说达到了神似。张仲景在原序开头说出“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此乃辨证知机之训，画龙点睛之笔。
谈谈人体的“津液链”
中医学认为人体内有一种比较重要的物质叫津液。实际上它包括了血液、精液、髓液、汗液、唾液……它们皆可统称之为津液。津液是一个相互联结又能相互转化的有机体，好像一条链子联在一起，所以，我把它叫做津液链。
津液的来源，是从饮食分解出来的，例如：《灵枢·邪气》说：“五谷入于胃，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可见饮食变成津液而带有原始物质的含义。严格地讲，津与液还有分别，《灵枢·决气》说：“何谓津……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何为液……谷入气满，淖泽注入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
古人认为津液中体轻的可外走腠理以为汗；津液中体浊的可内渗入骨空而为髓，所以津在外而为阳，液在内而为阴，用以区分它们的不同功用。
津液虽属阴液之类，但不能离开阳气的蒸化，具体地说，它必藉脾气的运化、肾气的主宰、肺气的敷布和三焦阳气的温煦和流通。
《医医病书》说：“窃谓津液虽属阴类，而犹未离乎阳气者也，何以言之？《内经》云：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岂非液则流而行，津则随气而行者乎……验之于口气呵水，愈足征气津不相离矣。”它说明了阳能化阴，气能化津，以体现气津并行，相得益彰的机制。
津液是从饮食分解出来的一种物质。至于饮食消化的过程和形成津液的具体形态，考《医医病书》说得比较详尽。它说：“凡人饮食盖有三化：一曰火化，烹煮熟烂；二曰口化，细嚼缓咽；三曰胃化，蒸变传化。二化得力（指火化与口化），不劳于胃……胃化及毕，乃传于脾，传脾之物，悉成乳糜。”
它具体分析了饮食消化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和进行中的各个程序，说得比较确切。并且明确地指出由胃传脾的津液，是呈乳糜之状，其色白而质稠。它的话补充了《内经》的不足，是津液学说一个新发展。正是由于“乳糜”状津液这个原始材料，才能进一步变生血液、精液和髓液，从而形成一条津液链以反映它们的衍进和生化。
先说血液：血，是人体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素问·五脏生成》说：“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可见人体的组织器官离不开血液滋养。但是，血是由津液所变生，而系于津液链中的一个环节。
津液变生血液，见于《灵枢·痈疽》。它说：“肠胃受谷，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而《灵枢·营卫生会》亦说：“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清朝人尤怡在所著的《金匮翼》里也说：“盖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脉之所终始也。若三焦调适，气脉平均，则能宣通水液，行入于经，化而为血，灌溉周身。”
由此可见，血液是由津液中的精微分子所化生。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津液为血液之母，而为临床滋液以生血的治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津液不但能生血，而又能化生精和髓。大家知道，精分先天和后天。先天之精禀自父母，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物质。后天之精，指离开母体以后，藉助饮食的荣养而从“乳糜”的液体中不断补充和合而成。《灵枢·五癃津液别》说：“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于骨空，补益脑髓。”文中指的“和合而为膏”的“膏”，可以体会它比“乳糜”的液体而更为稠厚。我认为实际上指的是精液，也就是从“乳糜”的津液进一步变成精液，然后渗入骨空，或者补益，或者去滋生髓液，而形成精又生髓的链式反应。
如果反过来从病症上去证明上述的道理，《灵枢·五癃津液别》又说：“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酸。”它说明了男女房室过度，伤了肾精，精液流溢过度，势必致使髓液减少（因为精生髓），乃发生腰痛和膝胫酸楚。这同肾精亏损的见证很相似。
津液除化生血液、精液、髓液以外，又能内滋脏腑，变成脏腑之液。它有节制阳气、灌溉脏腑，以维持阴平阳秘的生理常态。
至于五脏之气，所化生五脏之液，如心汗、肺涕、脾涎、肝泪、肾唾，也都属于津液的化生，亦由饮食分解而成，只不过它们的表现、形式稍有不同，但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则是一致的。例如：肝血可以化生眼泪，若泪流过多则伤肝血；肾精可以化生口涎，若唾吐过多则伤肾精。所以，不但“五液”如此相联，而精血之间、髓精之间、血髓之间都具有内在的相互转化关系，形成一条津液链而维系在一起。
根据津液链的结构与联系，精血之间，髓血之间，髓精之间就有一荣同荣、一枯同枯的关系。例如：血虚则精必减，精虚则血必亏，精虚而髓必干，髓干则血不荣，这是因为它们有“同源”的内在联系，才有互相“转化”的物质条件。为此，津液链的学说不但突出了津液之间的联系性，同时，也反映了津液的整体观，而有助于中医理论的发展。
明朝人李中梓所著的《医宗必读》中载有“乙癸同源论”一文。他认为肝肾所以同治，是由于它们有“同源”的关系。肝藏雷火，肾藏龙火，皆赖于水的潜涵而方能安居于下。
根据这个道理，李氏把下焦的水作为“肝肾同源”的物质基础看待，从而在临床上提出肝肾可以同治的理论观点。先辈之言，我们未可非议，但他确未提到津液之间的链式关系，对精、血、髓、液实来源于津液的理论和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的内核，说得似明似暗而不够确切，令人读之不免有美中不足之感。
下边我想从临床治疗角度再证实一下津液链的因果关系，而有助于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
例1：杨某，女，28岁，于年患病，屡经治疗而效果不大。患者四肢与后背有时出现游走性疼痛，按之又不可得，两手掌鱼际肌肉已见萎缩和麻木感。其饮食日有所减，更厌荤腥，并且口咽发干，而不愿多饮，惟大小便犹自可。其月经提前三天，经量较少，每来则心中发烦不安。患者两颊绯红，舌红苔薄黄，其脉大而软不任按。
辨证：此证由于胃液不足，而使胃气失调，故饮食日减、口咽发干。由于饮食少、津液亏，则不能化生营血。营血一虚则不能养肝以息风，而使风阳为之发动。风阳走于肢体，消灼血液，则肌肉萎缩而游走作痛。经期则使血更虚，无以节制阳气，故心烦而不安。
治法：滋养胃液，以生营血，则肝风不治而自戢。
方药：玉竹30克，石斛30克，白芍12克，生地黄12克，麦冬12克，胡麻仁10克，甘草6克，钩藤10克，石决明30克，何首乌10克。
此方前后共服三十余剂，而胃开能食，疼痛减轻，手掌鱼际肉逐渐长起，其病也随之而愈。
例2：李某，女，25岁。其病饮食减少，口咽发干，周身疲倦，时发烦热，夜寐不安。其月经每二十天即潮，量少而色淡，使人更加疲倦，每致卧床不起。舌红而苔净，脉细数无力，大便自调，惟小便色黄。
辨证：其人饮食减少，口咽发干，而舌红苔净，反映了胃液不足，胃气失和；夜寐不安，时发烦热，而脉细数，则为阴血不足而有热象。夫血源于津液，而津液又化生于饮食。今食少无以化液，则营血无从而生，故周身疲倦而经期卧床不起。
治法：滋胃液以进食，则不补营血，而血亦自复。
方药：沙参15克，麦冬30克，玉竹30克，生地黄12克，茯苓6克，石斛15克，生扁豆6克。
此方服至六剂，则胃开能食，诸证均减。
转方用固本汤，即：生地黄10克，熟地黄10克，麦冬10克，天冬10克，炙甘草6克。服十余剂，身体从此逐渐康复。
从上述两则病例可以看出：凡胃液先虚，而使饮食减少，则营血无从化生而变虚。治法不急于补血，而以甘寒之品先滋津液，使其胃和能食，诸证不治而自已。这种补津液以生营血的方法，亦可用于精虚之人，其疗效也相同。由此可见，津液链的理论确有其临床意义，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新发现。
《灵枢·天年》又说：“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能使长久。”它说明了古人不但为我们指出了津液的可贵，同时又指出了调息生津的方法，示人以防病保健的要旨。对此法的有关知识已被“气功”疗法所包括，为此，希望乐斯道者去专门研求。
“唯物论”与中医学
客观的物质，屹然而立，似乎没有什么灵性之可言。然而物质绝非死的东西，而具有特定的一种动力。它无时无刻不在运动，物质乃是恒动不息的。物质的运动是赖以生存的唯一条件。为此，它的运动是有规律可循，是按照客观规律运动的一种客观反映，是由天地“生化”之机演变而来。
《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夫物之生从乎化，物之极由乎变”，说明了物质变化的原理。“帝曰：不生化乎？岐伯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年前，中医药学就毅然摆脱了神学与玄学的束缚，而能卓拔不群地与当时的朴素唯物论相结合，顶天立地，岸然非凡。
盖主宰物质运动的，乃是天地相召的“生化”之气。物质的运动目的，用现代语言讲，则叫“新陈代谢”。物质效天法地的运动，一言以蔽之，则归之为“造化”。造化无涯，应于物则叫“物生其应”，应于人则叫“气脉其应”。《伤寒论》的六经乃是物质构成，它既是“生化”之本，也有自己的运动规律。《素问·阴阳离合论》说：“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合，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合，少阴为枢。”《内经》把六经运动的特点，归纳为开、合、枢三种运动形式，言简意赅，肯綮之至。
《伤寒论》的“小柴胡汤”，擅治气郁。所谓郁者，结也，少阳之枢不利，气机出入不爽。仲景治郁，约略言之：治疗“水郁”而有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治疗“火郁”而有栀子豉汤；治疗“痰郁”而有瓜蒂散；治疗“气郁”则就是小柴胡汤了。
“肝主疏泄”这句话，始见于金元时期的朱丹溪。如果穷源溯流，上至坟典，惟《素问·五常政大论》记有“土疏泄，苍气达”之说。据我的体会，“肝主疏泄”这句话，是朱丹溪从《内经》吸收演变而来的。
足少阳胆为“甲木”，足厥阴肝为“乙木”，脏腑相连，其气相通而互为表里。“三阳从地起”，每年的冬至节后，第一个甲子日，夜半子时，则少阳甲木之气开始上升。《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少阳的生气，给万物带来一片生机，莺飞草长，欣欣向荣。生化之气普及万物而无器不有，《素问·六节藏象论》一锤定音地说出：“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古代文章言简意永。“土疏泄”的土字，实有包括脾胃在内之意；“苍气达”的苍字，实有包括肝胆在内之意。从“土疏泄”到“苍气达”，焦点在“达”字上头，示人把“疏泄”这个球，踢回“苍气达”的上头，一石二鸟，左右逢源。胆居于胁，而司出入；脾居中州，而司升降。“病在胆，逆在胃”，病在肝传之脾也。
小柴胡的君药乃是“柴胡”。据《神农本草经》的记载：“柴胡，味苦平，主心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久服轻身，明目益精。”《本经》很朴素地记载了柴胡的性味功能，如玉在璞，未失其真。它强调了柴胡的治疗特点在于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推动了物质本身的升降出入运动，它与《内经》的物质运动学说，一前一后，紧密相连，天衣无缝，互相吻合，超越后世《本草》之上。余滥竽中医，喜用柴胡，如个人所创制的“柴胡解毒汤”、“柴胡活络汤”等，皆用之。
近世肝炎之病，因肝属木，性喜条达，木病则气先郁，气郁则“苍气不达”。升降出入之机必然发生呆板，凝滞不灵。其证多见：尿黄如染，口苦心烦，胸胁发满，默默不欲饮食，一身疲倦，脉弦而苔白。欲治肝炎，先访柴胡。柴胡治疗的第一特点是：它能开郁畅气，疏泄肝胆，通利六腑，推陈致新；第二特点则为木郁达之，火郁则发之，深刻符合《本经》与《内经》两大著作的精神而融合在一起。另外柴胡独具清热退烧的特殊功效，《苏沈良方》指出柴胡能治五种发热：“往来寒热，潮热，身热，劳复热，伤寒瘥后更发热。”临床上，西医大夫对发热不退的病人往往注射一支柴胡，便可立竿见影而收退烧之效。
台湾一学者求治肝炎，余授以“柴胡活络汤”。其友见方曰：“柴胡劫肝阴”，非久服之方也。事闻于余，考此说来自大名鼎鼎的叶天士先生。叶氏创有“养胃阴”的理论，又有“胃汁竭，肝风鸱”的学说，所以“劫肝阴”这句话不是凭空而来，乃是有感而发。徐灵胎先生对此评曰：“历古相传之定法敢于轻毁，即此一端，其立心不可问矣”。“劫肝阴”是同张仲景相对抗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本经》而有“柴胡久服轻身明目益精”之说，小柴胡汤开手用至八两之多，由此分析，柴胡果能“劫肝阴”耶？总而言之，柴胡起到了出入升降的治疗作用。
升降出入理论，到了金元时期李东垣的《脾胃论》，则提倡“升清阳”、“降浊阴”。他接过前人的“棒”，又冲刺地向前跑去。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东垣的升降学说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补脾胃中就有“泻阴火”的作用，在“升清阳”里就有“降浊阴”的功效。他对升降理论，分析出相反相成、物质运动的作用与反作用，指出了事物一分为二的自然规律。所以说李东垣的升降学说创出了新观点，迈了一大步，贡献很大。
经余临床观察，近世以来“肾炎病”为多见，又极难治疗，补泻皆非，令人无从措手足。此病的来源，则是由于人民生活好转，以酒为浆，以肉为粮，偏嗜膏粱厚味，积久生湿化热，清阳不能上升，湿浊下注于肾。因湿性黏着，如油入面，阻塞气机，则缠绵难愈也。
盖“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今湿遏于肾，肾受捆绑，气机不得旋转腾挪，因此气化不出，代谢不利，则肾病从此发生。此病症见：肩背酸痛，腰痛腿沉，周身疲倦，头晕呕恶，身肿心烦，大便不爽，小便黄赤而少，味秽难闻。尿检化验：有蛋白及红、白细胞，肌酐与尿素氮升高。其脉沉滑，或沉弦小数，舌苔白腻，犹以舌根为突出。两目缺乏神采，满面笼罩一团黧黑之气。
对于此病，一般治疗大都主张用补药，一口同音，咸谓肾虚所致。经余细察，此证尿黄而舌苔白腻，乃属湿热伤肾，脉沉为阴，滑、数为阳，反映出来阴中伏热之象。
我认为对于此证的治法，滥用补药固然无功，至于清热利湿之法，如龙胆泻肝汤、当归贝母苦参丸、二妙散、五苓散等方，亦未能取得疗效。“白天看病，夜晚读书”，余在古人的升降学说与物质运动的理论中，思来想去，辗转反侧，而寻觅到叫“荆防败毒散”的一张名方。此方载于《证治准绳》，是由：荆芥穗、防风、羌活、独活、前胡、柴胡、枳壳、桔梗、茯苓、人参、川芎、薄荷十二味药组成。主治：风热相搏，发生疮疡。症见：寒热作痛，大头蛤蟆瘟，咽喉肿痛，便癃，腹胀，腮肿毒等。
从方证分析，此方温药辛散，所谓“败毒”者，为败风毒而设也。然而本方温燥行、升清气亦必能败湿毒，所谓风能胜湿也。夫风、湿之邪必遏阳气，而发生火热等证，本方疏表散火而又能治阳气之郁勃也。历代医家对其败毒之功喋喋不休，莫衷孰是。俱往矣，我认为荆防败毒散伟大的成就在于：它能枢转肾脏出入升降的气机，叫做“大气一转”，推陈而致新。方中的荆、防与二活开表透外；前、柴二胡枢利出入气机；枳壳、桔梗提壶揭盖，升降上下之气；川芎、薄荷疏利气血以利肝胆；茯苓、人参补脾调中以安四旁，增强抵抗力量。本方名曰“败毒”，然其败毒之功，实为第二义也。它能促进大气一转，枢转出入，开上导下，升清降浊，推动了脏腑的新陈代谢，调整了正邪关系，排出老废物，吸进新东西，则为治疗的第一义也。
中医传统的治疗“八法”，也有升降出入的变化。它们大都是间接而成，而不是直接专治之法，给治疗带来困难。事物在发展，在不断创新，我认为新加一个“动”法，弥补其不足，使人一目了然，则何乐而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