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酒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流传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酒，向来有“百药之长”的称号。由于酒具有行血脉、散寒气、通阳气的功效，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医学发展史上，有“医”源于“酒”的说法，也就是医者酒也。
药酒是中医药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既是中华民族长期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医学中防病、治病和保健养生的独有方法。药酒制作自古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为中华各族人民的身体强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远古时期
对于殷商时期的药酒，甲骨文中就已经提到。甲骨卜辞中有酒名为“鬯”，据汉代班固《白虎通德论》解释“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也很有可能就是用各种芳香中草药为原料酿制而成的药酒，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药酒。这种药酒的作用之一是用于驱恶防腐，如《周礼》中载:“王崩，大肆，以鬯”，大肆，即大浴，指帝王驾崩之后，用鬯酒洗浴其尸身，使其长久不腐。我国一些医学典籍中，也对这一时期的药酒做了记载，如《黄帝内经》中的《素问·汤液醪醴论》指出“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以为备耳”，所谓“汤液”即今之汤煎剂，而“醪醴”即药酒也。这就是说，古人酿造醪酒，是专为药用而准备的。该书还对其他的药酒及作用做了记载，如“或曰尸厥……鬄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即治疗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状如昏死者;“醪酒”治经络不通，病生不仁，治疗麻木不仁者;“鸡矢酒”治臌胀，即鸡屎干后，醅之酒，以治疗腹水。
战国时期，对药酒的医疗作用、酒的制作方法等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如(黄帝内经》中专设“汤液醪醴论篇”来讨论用药之道。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公元前3世纪末的抄本医方专书一一《五十二病方》中，有不下35个药方用到了酒，而且至少有5方可认为是酒剂配方。而在该墓出土的另两部帛书《养生方》和《杂疗方》中，都记载有酒剂配方、药酒用药、酿制工艺等，其中《养生方》就记载了六种药酒的酿造方法，并在“醪利中”中还列出了炮制某一药酒的十道工序。
但值得注意的是，远古时代药酒的制作方法，大多是将药物加入到酿酒原料中同时发酵，而非后世常用的浸渍法。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远古时酒的保藏技术较低，浸渍法容易导致酒变酸腐败，致使药物成分尚未充分溶解，酒却已经变质。而采用药物与酿酒原料同时发酵，可使药物成分充分溶出。
二、汉代至魏晋时期
这一时期，药酒制作方法已有了突破，酒煎煮法和酒浸渍法已经出现。如在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如下一段论述:“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可见此时，用酒浸渍法制中药已经较为常用，并且对入汤酒的情况有所限制。汉代名医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有多例浸渍法和煎煮法的实例，如“鳖甲煎丸方”“红蓝花酒方”都是用浸渍法制成。东汉时张陵(张道陵)将研制的祛病健体的神秘草药浸于酒中送于百姓，使得很多人得以从当时肆虐的瘟疫中活命，也是用的此法。
两晋时，制作药曲和使用药曲酿酒工艺开始出现。通过此工艺制成的药酒，不但有大曲酒的风味，还有中草药的芳香，同时兼具健身祛病之功效，这是世界酿酒史上的一种创举。在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专著《齐民要术》中，贾思勰就曾专列一章记载该酿酒法，其中对浸药专用酒的制作，从曲的选择到酿造步骤，都有详细记录。
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本草学家陶弘景，还对冷浸法制作药酒技术有了推进。他在《神农本草集经注》中提出了一套冷浸法制药酒的方法:“凡渍药酒，皆须细切，生绢袋盛之，乃人酒密封，随寒暑日数，视其浓烈，便可漉出，不必待至酒尽也。滓可暴躁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他不仅注意到了药材的粉碎度、浸渍时间及浸渍时的气温对于浸出速度、浸出效果的影响，而且提出通过多次浸渍，可以充分浸出药材中的有效成分，从而弥补了冷浸法本身因药用成分浸出不彻底，药渣本身吸收酒液而造成的浪费的缺陷。同时，他还指出了包括矿石类、植物类、动物类共71种不宜浸酒的药物。由此可见此时药酒的冷浸法已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
此外，关于麻醉的药酒也开始出现。如北魏高祖时期，杀废太子恂采用的就是先使其饮“椒酒”，醉后而行刑。“椒酒”就是具有麻醉作用的一种药酒。传说华伦用的“麻沸散”，就是用酒冲服。
三、隋唐至两宋时期
这一时期，药酒、补酒的酿造更为盛行，使用也日益广泛。这期间的一些医药巨著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宋代官修《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都收录了大量药酒和补酒的配方和制法，并且很多著作中还专门开辟章节来详细介绍多种药酒的制作方法及诸多药方。如《备急千金要方》共有药酒方80余种，卷七设“酒醴”专节，详尽记载了多种药酒制作方法，而且对服用药酒的注意事项做了说明。孙思邈《千金翼方》卷十六设“诸酒"专节，《外台秘要》卷三十一设“古今诸家酒方”专节，唐代盂诜《食疗本草》集古代食疗之大成，记载了葱豉酒、桑椹酒的制作方法，并指出很多药酒的作用，同时，该书还首次提到可用多种植物酿制药酒，如“地黄、牛膝、虎骨、仙灵脾、通草、大兰、牛蒡、枸杞等，皆可和酿作酒”。
宋代，无论药酒的制作方法还是应用范围，都有了很大提高。我国现存最早的论酒专著朱翼中《北山酒经》除介绍40余种酿酒方法及10余种药曲外，还首次提到了领先欧洲数百年的通过加热杀菌来存酒液的方法。此外《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几部著作共记药酒种类多达百种，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多种疾病。在制药方法上，酿造法、冷浸法、热浸法以及隔水加热的“煮出法”都已经成为制作药酒的常用方法。
唐宋时期的药酒配方中，用药味数较多的复方药酒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这是显著特点。复方的增多表明药酒制备整体水平的提高。
四、元明清时期
随着经济、文化的进步，这一时期医药学有了新的发展，尤其在整理前人经验、创制新配方、发展配制法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使药酒的制备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药酒配方就有约种之多，还对如何服用药酒做了详细论述。朱橚等人在《普济方》中也收录药酒配方余种，而方贤的《奇效良方》、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同样辑录了大量前人诸多药酒配方。
这一时期，强身补益受到了重视，保健药及药酒显著增多。如元代蒙古族营养学家忽思慧任宫廷饮膳太医时，将累朝亲侍进用奇珍异馔、汤膏煎造，及诸家本草、名医方术，并日所必用谷肉果菜，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饮膳正要》这部我国营养学的第一部专著，就是重视保健的重要表现。书中关于饮酒避忌的内容，直到现在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明代吴旻的《扶寿精方》中，有著名的“延龄聚宝酒”“史国公药酒”等补益药酒；龚庭贤《万病回春》和《寿世保元》两书中，补益药酒占有显著地位，其中“扶衰仙凤酒”“长生固本酒”“延寿酒”“长春酒”等都是配伍较好的补益性药酒。吴，龚二氏辑录的药酒方，对于明清时期的补益性药酒的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
清代宫廷益加重视保健，用药酒补益调理十分流行，这一时期可说是补益药酒繁荣的时期。清代孙伟的《良朋汇集经验神方》，陶承熹的《惠直堂经验方》，项友清的《同寿录》，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等都记载着不少补益性药酒，其中归圆菊酒、延寿获嗣酒、参茸酒、养神酒、健步酒等都是较好的补益性药酒。乾隆的长寿酒方中龟龄酒、春龄益寿酒、松龄太平春酒等都是极好的保健药酒。同时抗老美容的清宫玉蓉葆春酒等药酒，不但具有很好的美容效果，而且又能祛病固齿，深受后宫及大臣们喜爱。
明清时还出现了一批从理论上阐述用药道理和配伍规律的方论专书，如明代吴昆的《医方考》，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等，这些专著阐述配方时也涉及了药酒。在药酒配制方法上，突出表现了热浸法的普遍使用，因为人们认识到适当提高浸渍温度可使植物性药材组织软化、膨胀，增加浸出过程中的溶解和扩散速度，有利于有效成分的浸出，而且还可以破坏药材中的一些酶类物质，增强药酒的稳定性，因此采用热浸法对于许多药物来说具有更好的浸出效果，是一种科学方法。
五、新中国时期
由于中华民国时期受战乱影响，药酒研制方面进展缓慢；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医院、中医药院校、开办药厂等大力发展中药事业，使药酒的研制工作呈现出新的局面。药酒酿制方面，在继承并发扬传统药酒制备的优良方法基础上，药酒研制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是文献整理取得了新进展，出版了《中华药酒谱》《中国药酒大全》《中国药酒》《药酒配方例》等专项著作，更加方便药酒的推广;二是理论认识逐渐加深，通过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对五加皮酒、十全大补酒、史国公药酒、龟龄集酒等传统中药名酒的药理、毒理、有效成分等有了全新认识。为其拓展应用、增强疗效提供了依据；三是药酒品种日益增多，根据市场需求，研发出清宫大补酒、十全大补酒、金童常乐酒、罗汉补酒、藿香正气水、大黄酒等多种新药酒，受到国内外欢迎；四是制备工艺不断改进，发明了渗滤法等制酒新工艺，大大降低了药酒的制作成本，增强了药酒的作用效果；五是质量标准日趋严格，药酒规范被收入药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公布了允许制作药酒的中药，药酒生产逐步转向标准化和工业化，不仅逐渐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并且打入了国际市场，博得了国际友人的欢迎，甚至有的国家还用大黄等制成“大黄酒”，应用于健脾和胃、行气活血及减肥等治疗上。
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药酒在人类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高的地位。酒从“小饮酌情，大饮伤身”到逐渐成为了能够强身健体、保健的药酒，也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展到如今，药酒甚至成为了各大宴席以及人情交往中的饮品，这也逐渐体现出它的社会价值。
药酒酿制，不仅继承了传统制作经验，还吸取了现代科学技术，使药酒生产趋向于标准化。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药发展的愈加迅速。而作为中药一部分的药酒，也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