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方是古人在逐渐了解中药性味功能的基础上，发现数味中药的组合有协同功能而将其组合而成医方或称为病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时期的《五十二病方》以及战国时期的《*帝内经》都有医方的记载。东汉末年张仲景总结在此之前的医药成就撰写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巨著，也为中医学经典著作。
《伤寒杂病论》载医方余首，这些医方奠定了后世医方的基础。在此之前，虽有《内经》十三方、《五十二病方》等，但都是散在、不系统的，是类似单方性质的医方。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才使医方的结构君、臣、佐、使有了明确的定式。因此可以说：仲景方在医方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陶弘景称其为“众方之祖”，说明了仲景方的先导地位及对后世医方的影响。然探其源本，《伤寒杂病论》所载诸方，又非皆为仲景所创，而是在继承前世医方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来。
考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言：“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说明汉以前的方书、医书对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正是仲景对汉代以前医方的总结、发扬光大过程。从《伤寒杂病论》中可以看出，《内经》是仲景学术的理论渊源。仲景从治疗外感热病入手，从诊断到治疗，处处体现了对《内经》理论的具体运用。脏象学说、阴阳理论、五运六气学说、天人一体观，对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及诊断治疗等都对《伤寒杂病论》的成书有深刻的影响。
而《伤寒杂病论》在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以及辨证论治与理法方药融为一体方面，又将中医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如《内经》言：“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又言：“心病者，宜食麦。”仲景依其意创甘麦大枣汤治妇人心阴不足，肝郁化火的脏躁证。用小麦养心液安心神，用甘草、大枣甘润以补中缓急。《内经》共载方13首，其中有些方药为仲景所运用。如《伤寒杂病论》中用粳米、秫米、赤小豆等和以酒剂入药都是源于《素问·汤液醪醴论》；用白术、泽泻利水渗湿源于《素问·病能论》；用猪膏润燥利血脉源于《灵枢·痈疽》；用血余炭消瘀止血源于《素问·缪刺论》；用鸡屎白散治转筋入腹源于《素问·腹中论》。《灵枢·痈疽》中提出的“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对仲景也有较大影响。
《伤寒杂病论》中的“火熏之”、“火针”、“温针”以及防己*芪汤的“坐被上，以被绕腰下”等加温疗法等，其理法皆源于《内经》。
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还撰用了《汤液经法》的内容。晋·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曾言：“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有《敦煌古医籍考释》中收载陶隐居《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言：“汉晋以远，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汤液经法》。”
又云：“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法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如《汤液经法》中小阳旦汤，治“天行发热，自汗出而恶风，鼻鸣干呕者方”。仲景将其易名为“桂枝汤”，作为太阳中风证的主方，并由此加减化裁出一系列方剂。又如大阳旦汤，仲景将其去芍药更名为小柴胡汤，作为少阳病证的主方。此外取“小青龙汤”易名“麻*汤”，取“大青龙汤”易名“小青龙汤”，取“小朱雀汤”，易名“*连阿胶汤”，取“健中补脾汤”，易名“小建中汤”等。仲景正是在选用经方的基础上，结合“平脉”，随证加减，灵活应用，创制了桂枝汤类方、柴胡汤类方、理中汤类方等，为后世用方、造方创立了典范。
《神农本草经》对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一书也具有重要影响。宋刻《伤寒论》序中即有“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的记载。邹润安在《本经疏证》中言“仲景用药，深得《本经》之旨，又多处宗法《本经》”。从仲景所创医方的组合配伍来看，均符合《本经》所载：如柴胡“主心腹，去肠胃积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观仲景小柴胡汤主治证为“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干呕不能食”，或“不大便”等，皆包括在心腹肠胃的范围内。又如半夏《本经》载其“主伤寒寒热，心下坚，下气，喉咽肿痛，头眩胸胀，咳逆肠鸣，止汗”。邹润安在《本经疏证》中言：“《本经》主治，唯‘止汗’一语，仲景无专方，余皆悉相印合。”
如“大小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柴胡加龙牡汤、柴胡桂枝汤治‘伤寒寒热，心下坚’之剂也；小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汤、射干麻*汤、厚朴麻*汤、泽膝汤、越婢加半夏汤、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干姜细辛半夏汤，治‘胸胁咳逆’之剂也；小半夏加茯苓汤，治‘头眩’之剂也；苦酒汤、半夏散及汤，治‘咽喉肿痛’之剂也；半夏、生姜、甘草三泻心汤，治‘肠鸣’之剂也；葛根加半夏汤、*芩加半夏生姜汤、竹叶石膏汤、麦门冬汤、大半夏汤，‘下气’之剂也。”此外，如大枣、甘草、大*、茵陈、葛根等仲景常用药物，其药性方面皆与《本经》所载相符。
从有关统计数字看，《伤寒杂病论》中使用药物种，其中有种皆载于《本经》，占全部用药的90%。由此可见，《伤寒杂病论》在理论体系上与《神农本草经》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在《伤寒杂病论》一书中还可以发现近似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内容。如冬葵子治小便不利，乌头治痹痛，烧裈散治疗瘥后劳复、阴阳易等。综上所述，张仲景是在继承汉代以前医方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撰成巨著《伤寒杂病论》。从而使经方学更趋丰富完善，为临床经方的应用开了法门。
《伤寒杂病论》所载诸方，以其用药精专、组方严谨、疗效卓著的特点，被后世誉为“经方之祖”，时至两千年后的今天，仲景的一些方仍是治疗各科疾病的主方。李东垣曾言“易水张元素云，仲景方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以致使一些独崇仲景的学者认为仲景方药不可易，量不可更。
其实仲景本人对于所立之方，本身就有许多随证加减化裁，如桂枝汤类方、麻*汤类方、柴胡汤类方、承气汤类方等等。仲景这种方药加减模式成为汉以后医方繁衍发展的重要依据。后世虽医家林立，方书浩瀚，但历代出现的一些沿用至今的效验良方，追本溯源，脱胎于仲景之方者甚众。如六味地*丸是从《金匮》肾气丸化裁而来，凉膈散由调胃承气汤衍化而来，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由四逆散衍化而来
等等。
......
现试就历代对仲景方的化裁衍化简述如下：
晋唐时期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产生了很多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方书。如葛洪《肘后备急方》、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外台秘要》等等。尤其是《千金》、《外台》，广搜博采诸家名验效方，搜集了大量的医方，大大丰富了医方学的内容，促进了医方的发展。从这些方书中可以发现许多仲景方的化裁衍化踪迹。以炙甘草汤为例，原方用于治疗伤寒后出现的心悸、脉结代，具有通阳复脉、滋养阴血的作用。
孙思邈、王焘结合具体病证，加减变化，扩充了炙甘草汤的治疗范围。孙氏将麦冬、麻仁、阿胶的剂量增加近两倍半，桂枝改用桂心，用量减少为二两，用于治疗虚劳不足诸症，加强了滋阴养血的功效；王焘将方中大枣增加至四十枚，用桂心二两，用于肺痿的治疗，体现了辨证施治的灵活性。孙思邈曾言：“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医濬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故在其著作中学宗仲景，于仲景方尤多研究。并根据临床实际需要，灵活化裁，扩展成许多类方。如仲景小建中汤，原方用于治疗伤寒阳脉涩、阴脉弦，腹中急痛及尺中脉迟，营气不足之证。
孙氏在《千金要方》中将其灵活衍变为一系列类方，具体有前胡建中汤：“治大劳虚羸劣，寒热呕逆，下焦虚热，小便赤痛，寒热上熏头目及骨肉疼痛口干”；*芪汤用于“治虚劳不足，四肢烦疼不欲食，食即胀，汗出”；*芪汤“治虚劳少气，心胸淡冷，时惊惕，心中悸动，手足逆冷，体常自汗，五脏六腑虚损，肠鸣，风温，营卫不调百病，补诸不足，又治风里急”。
孙氏还将小建中汤化裁后用于妇女产后诸病，如加当归名内补当归建中汤，用于产后虚赢不足，腹中[插图]痛不止，吸吸少气或苦少腹拘急，痛引腰背不能饮食；去饴糖，加川芎、熟地，易生姜为干姜，名内补芎劳汤，用于妇人产后崩伤虚渴、腹中绞痛症；将内补当归建中汤与内补芎劳汤合方，加吴茱萸、麦冬、续断、白芷，名大补当归汤，增强了调补气血的功效。
又如仲景当归生姜羊肉汤、孙氏衍化为羊肉汤、羊肉当归汤、羊肉杜仲汤、羊肉生地*汤、羊肉桂心汤、羊肉*芪汤等，进一步扩大了经方的应用范围，可谓师古而不泥古。此外，如《肘后备急方》化裁桃花汤为赤石脂方，化裁大承气汤为崔氏承气汤，化裁调胃承气汤为生地*汤（收载《集验方》），化裁葛根汤为解肌汤，化裁十枣汤为朱雀汤等等，皆是在仲景方的启迪下创新。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医学流派纷呈，立说互异，方剂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尤以《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圣济总录》为代表。这些方书载方量大，内容涉及临床各科，继承并发展了汉唐方书成就，也极大地丰富了医方的内容。以《和剂局方》为例，书中有关对仲景方加减化裁的医方更多，更贴合临床需要。
如由理中丸加附子一味而成附子理中丸；加枳实、茯苓而成枳实理中丸；由调胃承气汤衍化而成凉膈散，由《金匮》胶艾汤衍化而成养血活血要方四物汤；由四逆散衍化而成逍遥散；由麻*汤去桂枝而化裁为宣肺平喘的三拗汤；再加紫苏子、赤茯苓、陈皮、桑白皮而衍化为宣肺散寒、理气化痰的华盖散。凡此等等，皆是对仲景方衍化创新而成为千古名方。
这个时期对伤寒的研究创新也造就了一批伤寒大家，如成无己、朱肱、许叔微、庞安时等等。如许叔微将《金匮》酸枣仁汤加减化裁为真珠丸，将理中丸化裁为温脾汤，将三物白散化裁为干姜丸；将小建中汤化裁为*芪建中加当归汤等，是许氏对《伤寒杂病论》研究运用和发展的结晶。张元素也善于师法仲景而化裁新方，如针对麻*汤、桂枝汤主证而衍化出九味羌活汤，克服了无汗用麻*、有汗用桂枝的局限性，而可作为四时发散通剂，至今广泛运用于外感风寒风湿疼痛诸症。
根据理中汤补太阴之虚，白通汤通少阴之阳的功效，将两方复合化裁而为加减白通汤，用治太少二阴之虚寒证，反映了张氏化裁古方的灵活手法。张氏还变仲景枳术汤为枳实丸，增强了补养脾胃之气的功能，用于脾虚不运，气滞痰聚之虚证。两方反以用量有差，而补泻缓急的作用便大不相同，其灵活变通的方法由此可见一斑。
钱乙用《金匮》肾气丸化裁的六味地*丸对后世养阴派起了重要的启发作用。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朱丹溪的大补阴丸、王海藏的都气丸、泻肾丸，都是由此方蜕化而来。薛立斋推崇本方为治疗肾阴不足所引起的一切疾病之良药，赵养葵则作为补养命门真水之专剂。因此，有人认为钱氏开辟了滋阴派的先河。
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减，如《医宗金鉴》的知柏地*丸，用于阴虚火旺、潮热骨蒸等症，《医级》杞菊地*丸，用于肝肾不足，目昏涩痛等证，加麦冬、五味子名八仙长寿丸，用于肾虚喘嗽等症；《医宗己任编》将六味地*丸加五味子名都气丸，用于肾虚气喘、面赤、呃逆等症。至元代朱丹溪又衍化出左归饮、左归丸，用于真阴肾水不足诸症，进一步扩大了肾气丸的治疗范围，为后人所广泛应用。
明清时期随着温病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中医理论更趋系统和全面，一批医家各领风骚，如叶天士、吴鞠通等深得仲景之学，处方用药，常以仲景为依据，而又灵活变通，不拘常格。吴又可有承气汤加人参一法，用治“方肉食而病适来，以致停积在胃”，用大小承气汤连下而无效者，加人参以鼓舞胃气，使承气汤借以发挥作用。叶天士有旋覆代赭汤加减法，治疗噫嗳证。
邹时乘谓“先生于胃虚客气上逆，及胃阳虚，脾胃不和，肺气不降而噫嗳者，每宗仲景法加减出入，或加杏仁、桔梗以开肺，砂仁、厚朴、苍术以散满，甘草、芍药以和胃，靡不应手取愈”。
吴鞠通在《伤寒论》三承气汤的基础上，根据温病伤阴的病理特点，结合温热之邪所袭脏腑部位的差异，加减化裁为宣白承气汤、导赤承气汤、牛*承气汤、增液承气汤、新加*龙汤、护胃承气汤、桃仁承气汤七个承气系列。
不但处方用药有了新的发展，其适应证也不断扩展。其中宣白承气汤从承气之意加麻杏石甘汤化裁而成，主治温病阳明里实，太阴肺气不降之喘促痰壅、大便闭结、脉实大；导赤承气汤为导赤散合调胃承气汤化裁而来，主治温病阳明里实，心火内郁，火肠秘实、小肠热结之小便赤痛、心烦口渴、便秘，左尺脉牢实；牛*承气汤
孙氏还将小建中汤化裁后用于妇女产后诸病，如加当归名内补当归建中汤，用于产后虚赢不足，腹中[插图]痛不止，吸吸少气或苦少腹拘急，痛引腰背不能饮食；去饴糖，加川芎、熟地，易生姜为干姜，名内补芎劳汤，用于妇人产后崩伤虚渴、腹中绞痛症；将内补当归建中汤与内补芎劳汤合方，加吴茱萸、麦冬、续断、白芷，名大补当归汤，增强了调补气血的功效。
又如仲景当归生姜羊肉汤、孙氏衍化为羊肉汤、羊肉当归汤、羊肉杜仲汤、羊肉生地*汤、羊肉桂心汤、羊肉*芪汤等，进一步扩大了经方的应用范围，可谓师古而不泥古。此外，如《肘后备急方》化裁桃花汤为赤石脂方，化裁大承气汤为崔氏承气汤，化裁调胃承气汤为生地*汤（收载《集验方》），化裁葛根汤为解肌汤，化裁十枣汤为朱雀汤等等，皆是在仲景方的启迪下创新。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医学流派纷呈，立说互异，方剂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尤以《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圣济总录》为代表。这些方书载方量大，内容涉及临床各科，继承并发展了汉唐方书成就，也极大地丰富了医方的内容。以《和剂局方》为例，书中有关对仲景方加减化裁的医方更多，更贴合临床需要。
如由理中丸加附子一味而成附子理中丸；加枳实、茯苓而成枳实理中丸；由调胃承气汤衍化而成凉膈散，由《金匮》胶艾汤衍化而成养血活血要方四物汤；由四逆散衍化而成逍遥散；由麻*汤去桂枝而化裁为宣肺平喘的三拗汤；再加紫苏子、赤茯苓、陈皮、桑白皮而衍化为宣肺散寒、理气化痰的华盖散。凡此等等，皆是对仲景方衍化创新而成为千古名方。
这个时期对伤寒的研究创新也造就了一批伤寒大家，如成无己、朱肱、许叔微、庞安时等等。如许叔微将《金匮》酸枣仁汤加减化裁为真珠丸，将理中丸化裁为温脾汤，将三物白散化裁为干姜丸；将小建中汤化裁为*芪建中加当归汤等，是许氏对《伤寒杂病论》研究运用和发展的结晶。张元素也善于师法仲景而化裁新方，如针对麻*汤、桂枝汤主证而衍化出九味羌活汤，克服了无汗用麻*、有汗用桂枝的局限性，而可作为四时发散通剂，至今广泛运用于外感风寒风湿疼痛诸症。
根据理中汤补太阴之虚，白通汤通少阴之阳的功效，将两方复合化裁而为加减白通汤，用治太少二阴之虚寒证，反映了张氏化裁古方的灵活手法。张氏还变仲景枳术汤为枳实丸，增强了补养脾胃之气的功能，用于脾虚不运，气滞痰聚之虚证。两方反以用量有差，而补泻缓急的作用便大不相同，其灵活变通的方法由此可见一斑。
钱乙用《金匮》肾气丸化裁的六味地*丸对后世养阴派起了重要的启发作用。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朱丹溪的大补阴丸、王海藏的都气丸、泻肾丸，都是由此方蜕化而来。薛立斋推崇本方为治疗肾阴不足所引起的一切疾病之良药，赵养葵则作为补养命门真水之专剂。因此，有人认为钱氏开辟了滋阴派的先河。
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减，如《医宗金鉴》的知柏地*丸，用于阴虚火旺、潮热骨蒸等症，《医级》杞菊地*丸，用于肝肾不足，目昏涩痛等证，加麦冬、五味子名八仙长寿丸，用于肾虚喘嗽等症；《医宗己任编》将六味地*丸加五味子名都气丸，用于肾虚气喘、面赤、呃逆等症。至元代朱丹溪又衍化出左归饮、左归丸，用于真阴肾水不足诸症，进一步扩大了肾气丸的治疗范围，为后人所广泛应用。
明清时期随着温病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中医理论更趋系统和全面，一批医家各领风骚，如叶天士、吴鞠通等深得仲景之学，处方用药，常以仲景为依据，而又灵活变通，不拘常格。吴又可有承气汤加人参一法，用治“方肉食而病适来，以致停积在胃”，用大小承气汤连下而无效者，加人参以鼓舞胃气，使承气汤借以发挥作用。叶天士有旋覆代赭汤加减法，治疗噫嗳证。
邹时乘谓“先生于胃虚客气上逆，及胃阳虚，脾胃不和，肺气不降而噫嗳者，每宗仲景法加减出入，或加杏仁、桔梗以开肺，砂仁、厚朴、苍术以散满，甘草、芍药以和胃，靡不应手取愈”。
吴鞠通在《伤寒论》三承气汤的基础上，根据温病伤阴的病理特点，结合温热之邪所袭脏腑部位的差异，加减化裁为宣白承气汤、导赤承气汤、牛*承气汤、增液承气汤、新加*龙汤、护胃承气汤、桃仁承气汤七个承气系列。
不但处方用药有了新的发展，其适应证也不断扩展。其中宣白承气汤从承气之意加麻杏石甘汤化裁而成，主治温病阳明里实，太阴肺气不降之喘促痰壅、大便闭结、脉实大；导赤承气汤为导赤散合调胃承气汤化裁而来，主治温病阳明里实，心火内郁，火肠秘实、小肠热结之小便赤痛、心烦口渴、便秘，左尺脉牢实；牛*承气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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