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当中,康熙对西学有特别广阔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
康熙时,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著作其实早已传入,并且译为满文,但康熙批示“此书乃特异之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因而束之高阁,至为可惜。
康熙信任西医,多次由耶稣会传教士罗德先(,-)治病见效。年,康熙患疟疾,服御医药无效。法国传教士洪若翰(-)、葡萄牙传教士刘应(-)等献上金鸡纳(cinchona),康熙服用后疟疾速愈,金鸡纳从此被尊奉为“圣药”。
讽刺的是,“金鸡纳”并不是欧洲医学的发现。欧洲自己的本草药物研究,要等到年维瑟林的《毛地*综述》出版,才算有第一种“科学”灵药。
“金鸡纳树皮”本来是秘鲁印第安人的土著药物。耶稣会教士约在年从新大陆引入西班牙,传教士将此药呈奉给康熙,谓之“西洋”圣药。其实它是与中草药无异的土著本草、并非科学产物!
“金鸡纳”最初只是土著本草,但到了19世纪,经过大量新兴的科学研究,它的有效成分奎宁成为有现代科学根据的治疟疾药。先是年法国的化学家皮埃尔·佩尔蒂埃与约瑟夫·卡文图从“金鸡纳”分解出有效成分奎宁和金鸡宁两种活性生物;年外科医生阿方斯·拉韦兰在阿尔及利亚用显微镜观察到疟疾病人血液的疟原虫;年哈佛科学家罗伯特·伍德沃德与威廉·德林第一次成功以人工方法合成奎宁。这些化学、药物学、病理学的发现,令原始的“金鸡纳”进化为治疟疾的现代医药。
“金鸡纳”的故事,可用以说明中西医学在19世纪是如何分道扬镳的。在这之前,虽然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已远远超前于中国,但单就治疗而言,西医并不比中医更有办法。威廉·卡伦是18世纪最重要的医家,他撰写了一系列疾病分类学的专著,其贡献与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相似。
但他的治疗方法未超过希氏医学,无非是放血、催泻和催吐,以及一些解热发汗药。对于大部分疾病的治疗,卡伦是“毫不掩饰地悲观”,在十七八世纪,有效的治疗仍主要是像毛地*和金鸡纳这些本草。而单就本草药物而言,当时的西方医学并无可与李时珍年写成的《本草纲目》相比的学术著作。“金鸡纳”与疟疾的科学研究,是19世纪西方医学科学发达的缩影。
19世纪现代化学研究对医学进步的影响,还可列举两个例子作为说明:麻醉药与消*化学剂的发明,令大型的外科手术变成通例,而西医外科手术的成功,正是医院在中国扎根的最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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