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当中，康熙对西学有特别广阔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
康熙时，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著作其实早已传入，并且译为满文，但康熙批示“此书乃特异之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因而束之高阁，至为可惜。
康熙信任西医，多次由耶稣会传教士罗德先(，-）治病见效。年，康熙患疟疾，服御医药无效。法国传教士洪若翰(-)、葡萄牙传教士刘应(-）等献上金鸡纳(cinchona)，康熙服用后疟疾速愈，金鸡纳从此被尊奉为“圣药”。
讽刺的是，“金鸡纳”并不是欧洲医学的发现。欧洲自己的本草药物研究，要等到年维瑟林的《毛地*综述》出版，才算有第一种“科学”灵药。
“金鸡纳树皮”本来是秘鲁印第安人的土著药物。耶稣会教士约在年从新大陆引入西班牙，传教士将此药呈奉给康熙，谓之“西洋”圣药。其实它是与中草药无异的土著本草、并非科学产物！
“金鸡纳”最初只是土著本草，但到了19世纪，经过大量新兴的科学研究，它的有效成分奎宁成为有现代科学根据的治疟疾药。先是年法国的化学家皮埃尔·佩尔蒂埃与约瑟夫·卡文图从“金鸡纳”分解出有效成分奎宁和金鸡宁两种活性生物;年外科医生阿方斯·拉韦兰在阿尔及利亚用显微镜观察到疟疾病人血液的疟原虫;年哈佛科学家罗伯特·伍德沃德与威廉·德林第一次成功以人工方法合成奎宁。这些化学、药物学、病理学的发现，令原始的“金鸡纳”进化为治疟疾的现代医药。
“金鸡纳”的故事,可用以说明中西医学在19世纪是如何分道扬镳的。在这之前,虽然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已远远超前于中国，但单就治疗而言，西医并不比中医更有办法。威廉·卡伦是18世纪最重要的医家，他撰写了一系列疾病分类学的专著,其贡献与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相似。
但他的治疗方法未超过希氏医学，无非是放血、催泻和催吐，以及一些解热发汗药。对于大部分疾病的治疗，卡伦是“毫不掩饰地悲观”，在十七八世纪，有效的治疗仍主要是像毛地*和金鸡纳这些本草。而单就本草药物而言，当时的西方医学并无可与李时珍年写成的《本草纲目》相比的学术著作。“金鸡纳”与疟疾的科学研究，是19世纪西方医学科学发达的缩影。
19世纪现代化学研究对医学进步的影响，还可列举两个例子作为说明:麻醉药与消*化学剂的发明，令大型的外科手术变成通例，而西医外科手术的成功，正是医院在中国扎根的最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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