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张佳星
一项在WHO试验注册平台注册、国际卫生研究机构参与评价的严谨的临床试验证明：中药制剂（芪参益气滴丸）对于心肌梗死二级预防的疗效与肠溶阿司匹林相当，对阿司匹林抵抗的患者也有效。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看来，这样的好疗效在中医经典名方中俯拾皆是，只是仍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发现。“部分以中药经典名方为基础的中成药市场份额大，在防治疾病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如生脉注射液、桂枝茯苓胶囊、连花清瘟胶囊、六味地黄丸等。但大多数经典名方缺乏标准化，亦缺乏明确的证据，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张伯礼说。
12月4日-5日，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以“中药经典名方研发的策略”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探讨历史悠久的中药经典名方在服务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方面，如何“老骥不伏枥”。
从“枚、两、钱”到毫克
不是简单换算
旋覆花3两、大枣12枚、黄芪7钱半……在年4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中，详细列出了首经典名方的方名、出处、处方、制法及用法和剂型。“但制法及用法一项中给出的是古代剂量，对应的现代剂量是多少，如何折算可能没有统一标准。”张伯礼说。
例如，现在用的1两是50克，而在有的古方中1两代表3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陈士林解释，“剂量问题宜尊重历史事实，特别是度量衡的考证结果。‘1两=3克’指伤寒中处方；汉代‘1两=13.8克’的考证也基本被考古界公认。”
也有研究通过寻找到老名方演变中的规律，提高研究效率。国家中药现代化（上海）创新中心杨子荣表示，研究表明不同年代的方剂使用剂量差别巨大，通过分组分析发现高剂量组具有明显的历史沿用特征且和原方记载高度一致，同时现代临床使用方剂与原方的相似度高达78.8%；
需要历史考证的，不止药材剂量还包括炮制方法。“如甘草有切、炒、蜜炙等炮制方法，不同时代和地域方法不同。”陈士林说，建议炮制方法以方剂最初记载年代的制法为准。
杨子荣认为，经典名方的历史考证与一致性研究是经典名方药学研究尤其是给药剂量的重要基础和主要依据。通过系统的研究来回答，现代的语言体系下老名方“从何处来”的问题。
承认中药组分的协同
将“百壶千锅”汇于“一条产线”
解决“从何处来”的科学问题，最终落点在于“往何处去”。
“剂量、炮制、基源等本草考证方面的瓶颈问题是经方研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指引如何将传统制药方法转化成现代化生产工艺，而且还要保持二者在质量属性的一致性。”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叶祖光说。
采药、炮制、开方子、抓药、炖煮……过去，经典名方“悬壶济世”的程序多、耗时久，现代化生产工艺不仅想让“百壶千锅”汇于“一条产线”还必须到达稳定生产和质量一致。
“一条产线”的前提是标准的配方，配方能够使得经典名方的“转写”对症如何得到验证，是关键问题。
“现行的药物药效研究的方法倾向于西方还原论的研究方式，把化学成分逐一分离进行活性研究，如盲人摸象，割裂了中药方剂中各成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不能体现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靶点整体协同作用的特点，需要发展整体观的方法。”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张卫东直言，需要分子网络技术、系统生物学技术、网络生物学技术以及数据挖掘技术等为中药方剂的整体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撑。
如何设计合理优化的生产工艺把高质量的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制造出来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工业难题。中药产线上有一个特色的概念——标准汤，基本原则是以标准汤为基准稳定生产出与传统制剂质量一致的现代中药复方制剂。天津现代创新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李正介绍，“数字化定量投料和数字过程控制等高科技的生产工业也逐步应用到经典名方的生产中，以确保质量一致性。”
张伯礼提醒，国家药监局出台的相关规定中显示，国家要求在申报时需总结研究确定的处方组成、处方剂量、炮制规格（如炙甘草）、功能主治及用法用量等信息，说明拟定的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相关信息。简述以上信息确定的依据，说明以上信息与古代医籍记载的一致性。完成这些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科研工作。此外，各企业上报的标准煎液的剂量一定会有所不同，假如最终需要统一标准，企业应有所准备。
来源：科技日报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原标题：《专家呼吁：经典名方“老骥不伏枥”，需考古和现代工艺两手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