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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4/6/7 20:48:00

作者丨李斌城等

美食可以穿越时空。年前的唐朝,在美食上与现代人心意相通。

张小敬带红了水盆羊肉、水晶柿子、胡饼,让人看到了长安城的烟火味儿。不不不,应该是一股羊肉味、孜然味儿……

唐朝是一个烧烤的世界,一个对食肉者友好的朝代。在起家于大西北的李唐皇室的引领下,全国人民对于烧烤痴迷;在一个以胖为美的时代,唐朝给“吃货”们难得的淡定从容;在一个不用跪着进食的时代,唐朝人在桌椅凳上悄然开创现代饮食文明。

今天跟大家一起盘点下唐代的美食,看看年前中国人的餐桌。

01主食

这一时期主食的种类仍可分为饼、饭、粥、糕等数种。从史籍中的出现频率看,饼最多,饭、粥次之,糕较少。

第一,饼。饼是一个类概念,种类繁多。既包括现在的饼类食品也包括现在的馒头、包子、面条类食品。

粗略计算,这一时期出现在史籍上的饼就有胡饼、蒸饼、煎饼、环饼、汤饼、薄饼、齑饼、追饼、烧饼、笼饼等,以及不以饼称的饼类食品如饆饠、饣念头、馒头、馎饦等,下面介绍其中几种食用普遍又具本时期特色的饼。

胡饼。胡饼在隋唐五代食用的非常广泛。日本和尚圆仁的《入唐求法巡行礼记》记唐文宗开成六年(后改年号为会昌元年,即年)“立春节,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亦然”。据敦煌文书记载,当时在敦煌地区的僧人和工匠都吃胡饼,每个饼用面半升,个头很大。

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曾出土一枚直径19.5厘米、类似今新疆地区流行的素馕的食品,那就是唐代胡饼的实物。今天的“馕”有馕、油馕、素馕之分,唐代的“胡饼”也有胡饼、油胡饼、肉胡饼几类。

当时又有胡麻饼,类似今天的芝麻烧饼。也有人称此为胡饼。关于胡麻饼最有名的史料是白居易的诗《寄胡麻饼与杨万州》。诗中写道:“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辅兴”是唐代长安城内一个坊的坊名。它那里的胡麻饼非常有名。

饆饠。饆饠也是一种胡食,是唐代新传入的食品。据考证,它是一种带馅的面点。饆饠又称毕罗。李匡在《资暇录》中说:“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饆饠在北方尤其是关中地区比较流行,长安就有许多饆饠、饆饠店专卖饆饠。

明经、进士、城市平民都去店中吃,而衣冠家自己做饆饠,有些就做的非常好。例如属于“衣冠家名食”中韩约所作的“樱桃饆饠”就是饆饠做好后,馅里的樱桃能够做到“其色不变”。

蒸饼。蒸饼在这一时期的食用也很普遍。《朝野佥载》卷5记长安人邹骆驼“常以小车推蒸饼卖之”,可知蒸饼在街市上到处有卖。武则天时的四品官张衡正是因为“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因而未能升入三品官的。

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也随船带了“干蒸饼一车”。蒸饼就是今馒头一类的面食,形状大约上圆下平,与今天的圆馒头差不多。

汤饼、馎饦。汤饼就是面条。夏天吃的叫“冷淘”,也就是凉面,当时南方和北方都吃。《唐六典》卷15记光禄寺供百官膳食有云:“冬月则加造汤饼……夏月加冷淘。”

杜甫大历年间在成都草堂也曾写过一首“槐叶冷淘”的诗。诗中说:“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从“经齿冷于雪”看,这“冷淘面”是够凉的。

汤饼中还有一种被称为馎饦,又称不托。宋人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说:“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馎饦矣。”其实汤饼与馎饦似仍有区别,后者从形制上说可能稍宽一点。

第二,饭。饭也是一个种类甚多的类概念。若就饭的原料而言,主要有粟米饭(黄米饭)、稻米饭(糯米饭)、麦饭(荞麦饭、大麦饭)、雕胡饭等。北方多吃粟米饭,南方多吃稻米饭,而菰米做的雕胡饭则只为诗人和文士们所喜爱。

大致说来,平民百姓只能吃到一般的粟米饭或糙米饭,如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说海州到登州之间的“山村县人,飧物粗硬,爱吃盐茶粟饭,涩吞不入,吃即胸疼”。

但皇帝贵族们的饭就十分讲究了,例如有“用水晶饭(糯米饭)、龙睛粉、龙脑末(冰片)、牛酪浆调事毕,入金提缸垂下冰池,待其冷透供进”的清风饭,是唐敬宗食用的消夏食品;而同样是黄米饭,也有将肉丝鸡蛋等“杂味”浇在饭面上的“御黄王母饭”。这是韦巨源“烧尾宴”中的一道主食。

第三,粥。粥的原料与饭差不多,有粟米粥、稻米粥、麦粥、面粥等。粥的食用也极普遍,上自皇帝官宦、下至僧俗民众,没有不食用的。

粥的名目也很多。据《唐六典》卷15记光禄寺为百官供膳,“夏月加……粉粥,寒食加饧粥”。《云仙杂记》卷5引《金銮密记》云:“白居易在翰林,赐防风粥一瓯。”其他还有杏酪粥、云母粥、胡麻粥、地黄粥、茶粥、葱粥等。

▲《长安十二时辰》中靖安司的工作餐:一碗粥配一个胡饼

至于后唐时宰相上朝前堂厨准备的小吃中,有所谓“粟粥、乳粥、豆沙加糖粥”,那就是十分高级的粥了。宰相卢澄将三种粥一起吃,呈现三种颜色,所以当时有“相粥白玄黄”的说法。

第四,糕。糕在主食中属于点心类比较精细的食品。谈“糕”之前,我们先说一下“点心”。“点心”一词虽在唐代已经出现,但当时是作为动词使用的,并且它不专指现代意义上的点心。

当时称现代意义上的点心为“艹果子”。例如圆仁在长安过新年,“众僧上堂,吃粥、馄饨、杂艹果子”(《入唐求法行礼记》卷3。)这里的“杂艹果子”就是点心。—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曾发现有许多精美的花式点心,它为我们认识唐代点心提供了实物资料。

糕也是点心的一种,也有许多名目,在韦巨源《烧尾宴食账》中就有“七返膏(糕)、水晶龙凤糕(即糯米枣糕)、玉露团(酥糕)”等数种。

到后周年间,开封甚至出了个以做糕出名并因而入赀为官的“花糕员外”。据《清异录》卷下记载,他卖的“糕”有:“满天星(金米)、糁拌(夹枣豆)、金糕糜员外糁(外有花)、花截肚(内有花)、大小虹桥(晕子)、木蜜金毛面(枣狮子也)”等。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夕食

关于这一时期的主食还要指出以下两点。第一,这时的节日饮食中有些主食与该节日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搭配。举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前述《唐六典》所述光禄寺对百官的供膳。其中有关节日的供膳有:“寒食加饧粥;正月七日、三月三日加煎饼;正月十五日、晦日加糕糜;五月五日加粽米壹;七月七日加斫饼;九月九日加糕”等。

第二,前述主食中的大部分前代已有。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面点新品种,如春茧、包子、饺子等。其中“包子”一词最早见于《清异录》所记“绿荷包子”,而饺子的实物已为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其形状与今日的饺子完全一样。

02副食

这一时期副食的原料更为丰富。例如蔬菜有新近引进的莴苣、菠薐等;海味有鲵鱼、海蟹、比目鱼、海镜、海蜇、蚝肉、乌贼、鱼唇、石花菜等;动物下水如鱼肚、马肠等也有人烹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人吃蝙蝠、蜂房、象鼻、蚁子、老鼠,甚至吃蛇蝎、蚯蚓、蜣螂、蝼蛄乃至臭虫,这就为丰富多彩的菜肴提供了物质来源。

这一时期的烹调方法仍以蒸、煮、烙、烧、煎、炸、烤为主,很少使用或尚未出现氽、扒、酿、贴等方法。肴馔主要仍然是炙品、脍品、脯鱼乍品、羹月霍、菹齑这些前代已有的品种。此外还有素菜与花式菜肴。

(一)炙品。炙品在这时仍是食用最多的肴馔品种。如前所述,隋朝人就已知道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炙肉,味道不同。从史籍上看,当时用来“行炙”的有牛、马、驴、羊、鹿、鹅、蛙、鱼、蚝、蚌蛤、蝤蛴、大貊、茄子等。“衣冠家名食”中有“驼峰炙”,韦巨源烧尾宴上有“升平炙”;懿宗皇帝赐同昌公主有“灵消炙”等。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烤肉

(二)脍品。这一时期食脍依然成风,有关食脍的逸事也很多。《大业拾遗记》详载有吴郡的干脍加工法,说隋时吴郡曾贡干脍于隋炀帝。这种松江鲈鱼干脍,配上香柔花叶,就是“所谓金齑玉鲙,东南之佳味也”。当时能割脍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割脍时刀工要求很高。《酉阳杂俎》记“南孝廉者,善斫鲙。薄丝缕,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

由于吃生鱼很容易得病,所以史籍中有关食脍生病的事就屡见不鲜。例如《酉阳杂俎》和《明皇杂录》都记载了宰相房琯因食脍而病死在阆州的故事。由于故事有些荒诞,因而《旧唐书·房琯传》不取,但也说他“在路遇疾……卒于阆州僧舍”。当时著名的脍品有隋朝的“飞鸾脍”“天孙脍”唐代的“丁子香淋脍”、五代时的“缕子脍”。

(三)脯、鲊品。脯鲊品在这一时期也有进一步的发展。除一般大众化的脯鲊外,还有鹿脯、蚌肉脯、蜈蚣肉脯、芦服鲊、野猪鲊等。

著名的脯品有宫廷中的“红虬脯”,《杜阳杂编》记同昌公主家人所吃的“红虬脯,非虬也,但贮于盘中,缕彳建如红丝,高一尺,以筋抑之,无三、四分,撤即复故”,的确很奇妙;前述的“野猪鲊”是唐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可能为胡人安禄山所喜爱。

(四)羹臛。羹臛在这一时期仍很重要。唐玄宗召征李白,“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民间新嫁娘也是“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以羹汤的好坏代表烹饪技艺的高低。

见于史籍的羹臛有许多名目,例如有羊羹、鱼羹、虾羹、荠菜羹、香芹羹、蛤蜊羹、鳜鱼臛等。榆叶羹不用说是平民吃的;皇帝赐臣下的则有月儿羹、甘露羹、用动物的蹄做的羹如蹄羹、驼蹄羹都是高级羹汤。

(五)菹齑。菹齑在史籍中记载虽不多,但实际上却是食用非常普遍的一种菜馔。《清异录》卷上有“百岁羹”条云:“俗呼齑为百岁羹。言至贫亦可具;虽百岁,可长享也”。常见的菹齑有芹齑、蒜齑、荠菹等。

五代时有所谓“翰林齑”,其做法和吃法为:“用时菜五、七种、择去老寿者,细长刀破之,入满瓮,审硬软作汁,量浅深,慎启闭,时检察,待其玉洁而芳香则熟矣。若欲食,先炼雍州酥,次下干齑及盐花,冬春用熟笋,夏秋用生藕,亦刀破令形与齑同。既熟,搅于羹中,极清美。”这是官员们吃的比较高级的齑。

(六)素菜与花式菜肴。素菜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的发展。“豆腐”一词已正式出现在史籍中,说明了它的普及。这时还出现了以素料制作成动物形象的菜点。

《北梦琐言》卷3云:“唐崔侍中安潜,崇奉释氏,鲜茹荤血……镇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诸司,以面及蒟艹弱之类染作颜色,用象豚肩、羊臑、脍炙之属,皆逼真也”。这恐怕是我国素料荤作的最早记录。

至于花式菜肴,最典型的例子是《清异录》所记唐代的“辋川小样”。其说云:“比丘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鱼乍、鲈脍、脯、盐酱瓜蔬,黄赤杂色,斗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则人装一景,合成辋川图小样。”

《辋川图》是唐代诗人王维为他自己游居的辋川景区画的图。能把《辋川图》二十景再现于花式冷盘之中,实在是绘画艺术与烹饪技艺相结合的一大杰作,反映出唐代花式菜肴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由于南北统一,国内南北饮食不断有所交流。《十国春秋》卷32记一个北方(唐长安)御厨跑到南唐,南唐“御膳宴设赖之,略有中朝承平遗风。其食味有鹭鸶饼、天喜饼、驼蹄、春分、密云饼、铛糟炙、珑璁、红头签、五色馄饨、子母馒头诸法”。

这条史料中提到的食品属北方饮食系统,说明北方饮食受到南方欢迎。不过一方面是南北的饮食交流,同时饮食的地区差异在这一时期仍很明显,只是限于史料和篇幅,这里仅能就副食的南北差异作一简单介绍。

唐崔融在《禁屠议》中说:“江南诸州,乃以鱼为命;河西诸国,以肉为斋。”这就概略说出了南北饮食中菜肴的差异。当时北方确实吃肉多吃鱼少。

日本学者田统在《中国食物史》中对隋谢讽《食经》和唐韦巨源《烧尾宴食账》中的副食作过统计,结果羊、乳制品多于鱼、鲊制品,证明它们记录的是北方菜。

由于隋唐五代时北方仍受西、北游牧民族“胡食”的影响,因此在北方饮食中羊肉甚多,羊肉的地位也高于鸡肉和猪肉。

▲水盆羊肉

《唐六典》卷4记载了唐朝政府供给各级官员的食料,其中对亲王以下所赐食料中有“每月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三十头”的规定,可知羊肉远远多于猪肉,至于鱼,不过一天只能吃上一条而已。

北方肴馔中还有很多品类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味道,例如浑羊殁忽、于阗法全蒸羊、野猪鲊等,其中唐代突厥血统的著名将领哥舒翰特别爱吃一种叫做“热洛河”的菜。

与北方爱吃羊肉等肉不同,南方爱吃鱼类水产。例如前述隋代的吴郡以“金齑玉鱼会”闻名于世;唐朝苏州好烧鲤鱼;“杜甫在蜀,日以七金买黄儿米半篮、细子鱼一串”,这“细子鱼”是“蜀人奉养之粗者”;怀素在《食鱼帖》中也说:“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吃肉”,用亲身经历说到了南北饮食习惯的区别。

到五代,吴越有位判官毛胜曾戏为《水族加恩簿》,提到数十种浙地所产水族,并说自己“生居水国,餍烹海鲜,尝以天馋居士自名”,也反映出南方人喜食水产类的特点。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盛宴

另外与北方相差比较大的食馔是黔中、岭南地区的菜肴。唐高力士被贬巫州,“于园中见荠菜,土人不解吃。便赋诗曰:两京秤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应不改”。《云仙杂记》记载说桂林风俗日日食蛙,当地人认为它比“黑面郎(猪)”味道好。

《北户录》、《岭表录异》是专记岭南风物的著作,其中也记载了当地的一些名菜。例如“象鼻炙”,是捕捉循州、雷州的黑象炙成的,颇为“肥脆”。又有“不禄羹”,味道肥浓不算,尤其是吃法奇特,要用鼻子饮,即“满斟一杓,内觜入鼻,仰首徐倾之。饮尽传杓,如酒巡行之”。

此外,“容南土风好食水牛肉……或炮或炙……既饱,即以圣齑销之”,而这“圣齑”实际是“牛肠胃中已化草”,难怪“北客到彼……但能食肉,罔有啜齑者”。

《十国春秋》卷87记吴越孙承祐“常馔客,指其盘曰:‘今日,南之蛑蝤、北之红羊、东之虾鱼、西之佳粟,无不毕备,可云富有小四海矣’。”这可说是反映当时各地饮食特色的一段很好的史料,同时它也告诉我们当时饮食生活中出现的交流和融合。

这一时期的水果与前代大致相同。据唐张族鸟《游仙窟》记载,唐前期常吃的水果有葡萄、甘蔗、枣、石榴、橘、柰、瓜、梨、李、桃等。

到盛唐以后,有名的水果还有樱桃和荔枝。这两种水果在北方很名贵,皇帝常将它们赐给臣下。荔枝因杨贵妃喜爱而占尽风流,樱桃则以樱桃宴最为出名。这一时期的水果中又有西瓜。尽管关于中国何时有西瓜目前尚无定论,但“西瓜”一词见于五代却是确定无疑的。

这一时期除自然糖、饴糖外,又多了一种蔗糖。唐贞观年间太宗曾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糖法,高宗时又去学习,结果使中国人学会了制造红糖和白砂糖这两种蔗糖的技能。

由于引进了蔗糖,这时的饮馔风味变得更加丰富,特别是加速了各式甜食的发展。同时,日常吃的块糖除“大扁饧、马鞍饧、荆饧”等饴糖外,市上也开始有蔗糖出售,当然这种糖的价钱很高。到唐大历年间(—),四川地区还出现了冰糖。

这一时期或许受游牧民族饮食影响,北方吃“乳酪”类食品甚多,例如有马酪、羊酪、杏酪、酪樱桃、酪雕胡等,以至舆论都用酪酥类来褒贬人物。

《唐国史补》卷中云:“穆氏兄弟四人,赞、质、员、赏。时人谓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言粹而少用;赏为乳腐,言最凡固也。”

本文摘自《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李斌城、吴丽娱等著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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